商标恶意撤三规制路径：价值理性回归与制度完善

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是我国清理闲置商标、盘活商标资源、促进商标实际使用的重要制度设计，但在实践中，该制度却被部分主体滥用，针对正常使用的商标恶意提起 “撤三” 申请以牟取不正当利益。商标恶意 “撤三” 行为不仅增加了商标权人的维权成本与经营风险，还不正当占用社会资源、扰乱商标注册秩序，破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。此类行为的出现，本质是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所致，唯有让制度回归价值理性，从程序规则和责任机制层面完善相关设计，才能实现对恶意 “撤三” 的有效规制。

商标恶意 “撤三” 的滋生，与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长期以来的工具理性主导密切相关。工具理性以实现特定行政目标为导向，追求结果与效率，而忽视了行为本身的价值正当性，这一倾向在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中体现为三大特征，也成为恶意 “撤三” 行为的制度诱因。

• 其一，制度具有较强的行政管理色彩。我国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源于以商标管理为核心的立法传统，即便后续修法将依职权撤销改为依申请撤销，但其仍被定性为监管性、惩罚性措施，公权介入的正当性被过度强调，而商标权的私权属性被弱化。
• 其二，制度呈现明显的结果导向。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的核心价值本是通过激励商标使用促进市场经济发展，但实践中却将 “撤销闲置商标” 这一事实结果等同于制度功能的实现，过度放大其释放商标资源的功效，模糊了事实与价值的边界，违背了立法初衷。
• 其三，制度弱化了商标权人的积极作用。商标权人是商标使用的核心主体，而 “撤三” 制度设计中，申请人仅需简单说明情况即可启动程序，商标权人则陷入被动举证的境地，制度预设了商标权人违背使用初衷的前提，忽视了其在商标使用中的主动地位。

在工具理性的主导下，行政机关与商标权人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，最终导致了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功能异化，恶意 “撤三” 现象频发。

在工具理性失灵的背景下，规制商标恶意 “撤三” 的核心，是让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回归价值理性，重新审视制度设计的正当性，平衡公权与私权、效率与公平的关系，具体可从三个维度推进。

（一）私权理论重释：明确商标权的核心属性

商标权本质是一种财产权，其受法律保护的正当性源于商标权人的实际使用与商誉积累，而非单纯的符号注册，商标法保护的是商标背后的商誉，而非符号本身。从私权角度重新解读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，其核心考量应是商标权是否丧失存在的正当性，而非单纯维护公共秩序。这要求行政机关对商标使用的干预需具备充分理由，且在 “撤三” 程序中保持中立，通过双方举证判断商标是否符合撤销要件。

（二）公平价值审视：矫正程序中的权利义务失衡

现行商标 “撤三” 程序以效率为优先取向，却造成了权利义务的显著失衡：申请人启动程序的门槛低、无实质举证质证义务，而商标权人则需承担高额的举证成本，疲于应对程序。这种失衡为恶意 “撤三” 提供了可乘之机，实则违背了效率价值的初衷 —— 若行政审查因忽视公平引发恶意申请，反而会造成更大的社会资源浪费。因此，需在程序中嵌入公平价值，重新配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。

（三）诚信原则检视：界定恶意 “撤三” 的行为边界

《商标法》明确规定申请注册和使用商标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，这一民法基本原则同样适用于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。实践中，恶意 “撤三” 本质是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，或是反复申请袭扰商标权人、迫使其进行利益妥协，或是企图通过撤销商标抢占优质商标资源，既损害了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，也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。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检视恶意 “撤三” 的标尺，是制度完善的重要基础。

回归价值理性并非单纯的理念转变，更需要落地为具体的制度设计与规则完善。当前针对商标恶意 “撤三” 的前端治理措施存在明显局限性，唯有从程序规则和责任机制双管齐下，才能实现对恶意 “撤三” 的理性规制。

（一）正视现有规制措施的局限性

目前行政机关主要通过提高 “撤三” 申请门槛开展前端治理，如要求申请人提供资格证明、初步证据等。但此类措施的尺度难以把握，若限制过严，会打击善意申请人的积极性，影响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清理闲置商标的核心功能；且司法实践中，申请是否存在恶意并非判断商标能否维持注册的依据，行政机关仍需审查商标是否闲置，前端治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恶意 “撤三” 问题。

（二）完善程序规则：融入公平价值，平衡各方权利

基于公平价值完善商标 “撤三” 程序，核心是弥补现有程序的漏洞，让申请人实质参与程序并承担相应义务。一方面，设置申请审查的反通知机制，商标权人提交答辩和证据后，行政机关应将相关材料转交申请人，要求其进一步陈述意见并举证，过滤恶意申请；另一方面，明确申请人的举证质证义务，将未及时履行该义务的行为作为恶意 “撤三” 的评估依据，并让其承担相应不利后果，改变当前书面审查下申请人 “零成本” 启动程序的现状。

（三）建立责任机制：依托诚信原则，强化法律救济

恶意 “撤三” 违反诚实信用原则，需建立对应的法律责任机制，为商标权人提供有效救济。从解释论角度，若申请人通过恶意 “撤三” 抢夺商标资源并进行后续使用、维权，可适用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规制其行为；即便无后续行为，恶意 “撤三” 作为不正当竞争的手段，也应纳入该法的规制范畴。从立法论角度，可参照商标恶意注册的相关规定，在《商标法》中为恶意 “撤三” 设置行政处罚和民事赔偿条款，让侵权人承担相应责任，为商标权人提供直接的行政与民事救济。

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非对立，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，清理闲置商标、释放商标资源的工具目标，需以尊重商标私权、维护公平诚信的市场秩序为价值基础。规制商标恶意 “撤三”，本质是让制度回归立法初衷，通过价值理性的重塑，完善程序规则、建立责任机制，既保证商标 “撤三” 制度正常发挥清理闲置商标的功能，又遏制权利滥用行为，最终实现商标资源的合理配置，保护商标权人的合法权益，维护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。